基层治理现代化是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持续讨论的议题。在“他治”与“自治”之间，是否存在一种更具弹性的中间形态？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维和，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26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，提出了“引领的秩序”这一概念，并基于对南京市泰山街道宝塔社区的实地观察，系统建构了社区中间层治理模式。

曾维和是管理学博士，长期关注基层治理与社区发展。在这篇新作中，他试图回答一个现实难题：当社区治理同时面临行政力量下沉与居民自治需求时，如何避免二者之间的断裂或对抗？宝塔社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解剖的样本。

该社区在“引领的秩序”框架下，以党建引领为核心，通过吸纳、孵化、集聚三种方式，培育和发展社区中间层共治主体。所谓“吸纳”，是将已有的社区组织、志愿者团队纳入治理网络；“孵化”则意味着从零培育新的自治小组或公益团体；“集聚”则侧重于将分散的资源和人才整合成有行动力的单元。这些主体并非简单的行政末梢，而是介于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“中间层”。

围绕这些主体，宝塔社区逐步形成了三种功能性结构。第一种是矛盾化解的“点”结构，即针对具体纠纷或诉求，由中间层主体牵头协调，将问题消解在基层。第二种是党群互动的“桥”结构，中间层主体成为党组织联系居民的通道，信息上传下达更为顺畅。第三种是公益活动的“圈”结构，以兴趣、互助或公益为纽带，形成居民自发参与的社群网络。三种结构并非彼此孤立，而是相互嵌套，共同支撑起社区的日常运转。

支撑这些结构的，是三套运行机制。议治相融的协商机制，让居民在议事中参与治理，而非被动接受指令；服务可及的连接机制，确保公共服务能够精准触达不同群体；多元共享的互惠机制，则通过资源交换与互助，降低治理成本，增强社区凝聚力。曾维和指出，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，党组织并非退场，而是转换角色—从直接管理转向引领与赋能。

从理论层面看，“引领的秩序”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“他治”与“自治”二元对立的思路。它不否定行政力量的必要性，也不忽视居民参与的能动性，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开辟一个共治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党组织的治理权威并未削弱，居民的积极性反而被激活。曾维和认为，这种模式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，也为其他社区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。

当然，宝塔社区的经验能否复制，仍有待更多实证检验。但“引领的秩序”至少打开了一个讨论方向：在复杂的社会治理场景中，秩序并非只能自上而下强加，也非完全放任自流。它可以通过中间层的培育，生长出一种更具韧性的治理结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