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主席曾称他为“我们国家的国宝”。这位“国宝”，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、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。在120余年的办学历史中，陈垣的名字如同一座丰碑。今年清明，北师大师生来到广东江门陈垣故居，从这位老校长的治学办学实践中，寻找一种关于“政绩”的答案—他的政绩，写在学生心里，刻在民族史册上。

陈垣（1880—1971），字援庵，广东新会人。他执掌辅仁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校政共计46年，耕耘讲台70余年。青年时期，他目睹列强侵略，在广州创办《时事画报》，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。1913年，他以“革命报人”身份进京从政，却因不满北洋军阀腐败，毅然弃政从教，将毕生心血献给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北平沦陷，陈垣坚守辅仁大学，多次拒绝日伪拉拢。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唯一不悬日伪旗、不读奴化教育课本的学校。他在课堂上讲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、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，以古喻今，激励学生爱国热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9年，79岁高龄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告诫在美国留学的女儿：“美国与新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…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，认清劳动观点，诚心为人民大众服务才行。”

陈垣将书斋命名为“励耘书屋”，取“像农夫耕耘一样深耕细作”之意。这二字，是他治学办校精神的写照。他常对学生说：“我们是干历史的，就当处心积虑，在史学上压倒人家。”面对当时汉学中心在巴黎的格局，他提出“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，夺回北京”。为读《嘉兴藏》，他深入蚊虫肆虐的密室；为研究《四库全书》，他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，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，前后断续读了十年。

他编制《二十史朔闰表》《中西回史日历》，为后人治史提供了精准工具；撰写《史讳举例》《校勘学释例》等“工具书”，甘为“人梯”。他说：“一人劳而万人逸，一时劳而多时逸。”这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襟，正是今天应当传承的政绩观—多做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，不图一时之名。

陈垣不仅是史学大师，更是教育家。他上课前印发不加标点的古文让学生念读讲解，读错者“挨骂”，学生背地称他“老虎”。但学生毕业后心存感激：“一篇文章，无论有没有句点，我们都能读得下来、讲得出来，都是他训练出来的。”他提出“上课须知”：万不可有偏爱偏恶，万不许讥诮学生；要以鼓励夸奖为主，多找学生优点加以夸奖。他批改作文“不要多改，重在改关键处”。他训练启功教学，嘱咐他“不要总是站在讲台上，要适当到学生座位中间走一走”。

陈垣有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伯乐精神。启功中学未毕业，陈垣因爱其才，破格安排他任教并手把手指导。后来启功成名，设立“励耘奖学金”回馈师恩。对于素不相识的求教青年，陈垣有问必答，赠书寄信，鼓励“少年人应保存少年气象”。1962年，他写下“芬芳桃李人间盛，慰我平生种树心”，道出了教育者的最大欣慰。

陈垣去世后，家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一份珍贵的稿费捐赠书，上书“兹谨将积存稿费肆万元献给党”，时间为1970年。如陈垣生前所愿，在他故去后，后人将藏书36237册、期刊4795册、一般文物字画1149件献给国家。

在陈垣校长的家乡广东江门，这份“励耘精神”正被后来者真切地感知与传承。蓬江区博物馆宣教工作人员刘志豪说道：“陈垣先生，一生治学不辍，更始终不忘桑梓初心。他不图虚名浮誉，以己之力助力家乡文教发展、乡土文化赓续，只为故土文脉绵延、乡梓人才辈出，把正确政绩观写进了对故土的赤诚坚守里。”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周奎儒在参观完陈垣故居后说道：“教之育者，为国为民。若我有幸成为一名老师，我会因材施教，对每个学生都采取适合他的方式去教育，不会因为他的出身、家境、品行有所偏颇。其次是激发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兴趣的探索。”

陈垣用46年的校长生涯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政绩，不在报表上，而在学生心里；不在任期内，而在民族史册上。